理论研讨

检视与完善:人大对法院监督的路径探析

信息来源:北仑区人民法院 发布日期:2014-09-26 作者:彭志伟 胡 波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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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制度。对法院的监督是人大监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重要职责。近年来,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在进行司法监督、促进法院公正司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大对法院监督工作尚存在不少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矛盾深刻变化,人民法院作为化解社会矛盾、调节社会关系的最后一道防线,面临着艰巨的司法任务。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和完善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保持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做到既加大监督力度,又不失职越权,对做好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确保正确行使审判权、维护司法公正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现状梳理:人大对法院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认识偏差

近年来,人们对人大监督法院工作的认识在不断提高,意识不断增强,但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作为被监督者的法院还是作为监督者的人大,都还不同程度存在认识上的偏差。

一是个别地方法院及法官作为被监督的对象对人大监督的认识不深,未真正树立主动接受人大监督的思想,认为法院主要是接受党的领导,人大对法院监督只是一种形式,对实际工作意义不大。甚至还有的对人大的监督存在排斥的心理,认为人大的监督是给法院找麻烦,没事找事,对人大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处理时敷衍了事。

二是人大作为监督主体在有些方面也缺乏主动监督的意识,对法院监督时思想上存在顾虑,在行动表现上显得不太积极:有的思前顾后,没征得党委的同意就不敢去监督,或者担心得罪人,放不开手脚去监督,只好做老好人;有的怕越权,监督后会造成不良影响;有的在监督时,从支持配合的角度考虑的多,监督制约角度考虑的少,使监督难以发挥应有的效果。

三是人大对监督法院工作的方式以及监督重点的认识上也还存在一定的偏差。我国的宪法明确了人大对法院行使监督权,但由于对监督权行使的方式及监督重点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最典型的当属“河南种子案”。2003年,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民事案件的判决中认定《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此后,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就该案的判决向河南省人大常委会请示,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发文答复要求“纠正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违法行为,对直接负责人员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笔者认为,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为工作监督而非对具体案件的监督,即使洛阳市中院的判决有误,也应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纠正,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的文件显然已经超越了工作监督,直接干涉了法院的独立审判权。

(二)手段缺位

当前,地方各级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工作可以概括为:过于强调程序的监督,而忽略了实质的监督;过于强调一般性的监督,而忽略了针对性的监督;过于强调弹性监督,而忽略了刚性监督。在具体表现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常把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开展执法检查、组织代表视察、专题调研等方式作为对法院监督的主要形式,而对于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特定问题调查权、质询权和罢免权等刚性手段,极少运用在监督实践中。由于没有很好的和刚性手段的运用相结合,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开展执法检查、组织代表视察、专题调研等监督方式也停留在一般化水平上,唱赞歌的多,提意见的少,即使是所提的意见也多是无关痛痒,过多的流于形式,最终结果是致使人大监督权存在程度不同的虚化。

(三)履职能力不强

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加快,人大的监督任务越来越繁重,而具体到人大监督法院的工作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人大作为监督主体其应有的履职能力还显薄弱,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代表履行职务的能力与所肩负监督职责的要求有一定差距。部分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由于在党政部门工作时间长,工作方式的还受惯性思维的影响,未能及时转变角色,没有站在监督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从事监督工作。少数常委会组成人员或人大代表没有从事过法律工作,缺乏监督应具备的基本的法律知识,对作为监督对象的法院工作不熟悉,在监督时常常说外行话,不能切入要点。甚至有一部分人大代表履行职务仍然停留在当“开会代表”、“挂名代表”的水平上,影响了监督工作的效果。

其二,人大内部司法监督部门组成人员的结构不够合理。首先,年龄结构不合理,整体年龄偏高。由于年龄偏大,许多人在人大干上一届就退休了,有的地方换届时几乎全换一遍,严重影响了人大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使人大司法监督工作缺乏活力和生机。其次,知识和专业结构不合理。人大内部司法监督部门组成人员大多数是从非司法机关的党政部门负责人转到人大从事司法监督工作的,法律专家型人员少。再次,人大内部司法监督部门组成人员专职人员比例不高。由于有相当数量的常委会委员是兼职的,他们日常都有着比较繁重的本职工作任务,难以把主要精力放在人大工作上。

其三,机构设置与工作需要不相适应。现阶段地方各级人大司法监督工作薄弱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为常委会工作提供服务的工作机构不健全、工作力量弱,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与其法定职权不相适应,缺机构、缺编制、缺专业人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有些县级人大负责其法院监督事务的往往只有一两个人甚至出现空缺的现象。

(四)监督作用有限

对司法部门,尤其是普遍受到关注、直接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法院,每年地方各级人大都要依法开展大量的监督活动。但从实践中来看,监督作用的发挥仍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存在一定的距离。比如对于听取法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各级人大通常的做法是先组织专项调研组,对特定的事项进行调研。由于真正深入调研的时间不长,调研组一般也是在法院汇报材料的基础上,结合调查发现的问题形成调研报告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后交由法院处理。而审议意见和决议所提的意见和建议是否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调研发现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人大很少再进一步实地跟踪调查,从而难以对法院产生约束力。在执法检查中也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查了就了”的现象,对检查发现的法律法规自身以及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及时采取相关措施,对法院落实整改情况也很少进行有效地深入跟踪调查和督办催办。同时,对选举和任命干部也缺乏有效监督。对法官任免与职级晋升等事项,人大常委会的任命程序大都走过场,缺少实质的监督和把关。[1]实践中人大很少启动法官罢免机制,而司法腐败案件更是很少直接通过人大监督而发现。因此,人大对法院监督还缺乏有效的着力点。

二、原因探究:人大对法院监督存在问题的本源

随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人大对法院监督制度功能不断得到强化,人大司法监督在国家监督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为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实现司法公正,保障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从上述人大监督法院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来看,当前我国各级人大对法院监督职能仍有待进一步发挥。笔者认为导致人大对法院监督中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大常委会监督运行机制弱化

根据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权主要由其常设机关人大常委会来行使。《监督法》的颁布实施,使人大常委会对法院的监督机制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基本明确了监督对象、内容、方式和程序。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实践中人大常委会也面临着自身运行的监督机制弱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常委会组成人员问题。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专职化程度低,而对法院的监督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但在人大司法监督部门中从事过司法工作的委员所占比例不高,这些问题从客观上影响了人大常委会对法院监督力度的发挥。

二是自身监督问题。人大常委会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有义务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对其履职情况的监督。但实际上这种监督也显得很薄弱,这就导致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缺乏履行监督职责的使命感,工作热情不高,没有及时而充分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其的监督职能。

三是监督体制的运行问题。目前人大主要通过听取和审议法院的年度工作报告和专项报告的方式开展监督,工作报告涉及到法院工作的方方面面,人大仅从区区几千字的报告中很难发现法院工作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四是监督结果的处理问题。从审议结果看,人大报告存在通过与不通过两种情形。通过的人大决议往往非常笼统,甚至千篇一律,与繁杂的法院工作相比缺乏针对性。[2]而对于人大决议不通过如何处理,由于缺少明确法律规定,实践中做法不一,降低了人大监督的权威性。听取和审议法院专项工作报告是监督法的亮点,近年来这种监督方式逐渐成为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同样由于没有规定人大常委会对专项报告不满意时的处理程序,专项报告也容易流于形式。

(二)人大监督面临政治体制障碍

在我国,党政领导体制是最核心的政治体制问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完整、系统的管理体制,在我国政治体系中发挥着特殊政治作用。因此,我国客观上存在两个公共管理系统,即执政党公共管理系统和主要由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组成的国家公共管理体系,在职能上各有侧重。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人大在国家公共管理体系中所处位置和职能的特殊性,使得一些涉及本行政区划的重大事项常常由党委决定后,就直接按分工由行政、司法机关执行,且党委和行政、司法机关有时还共同决定某些事项,这些事项并没有通过人大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作出表决,对其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应如何进行监督,在具体的操作上还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因此,如何在实践中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人大监督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充分发挥人大对法院监督职能所面临的政治体制难题。

(三)人大监督法院的政治文化还未真正形成

有些人认为,当前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主要问题在于制度的设计。但是笔者认为,制度设计固然是一方面的因素,但透过制度本身在更深层次上,体现的是政治文化的问题。政治体制是由一定历史条件下地政治文化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这并不是说人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的去创造历史,而是要受到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历史条件建立在既定、继承过往的基础之上。人大监督制度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自然也要受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向来都缺少监督的环境,这就使得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制度无法迅速地步入到现代法治的轨道上来,树立与人大监督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思想导向还需要一定的过程,因此在短时间内难以充分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影响着我国人大对法院监督政治文化的形成。

三、完善之道:改进人大对法院监督的对策

在新形势下探索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工作,在人大和法律之间建立起良性的监督关系,既能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又能确保审判权依法独立行使,对于实现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的有机统一、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监督意识

这是加强和改进人大司法监督工作的首要前提。关于认识问题,笔者认为要深化三个层面的认识:

1.要深化人大常委会本身的认识。人大作为监督者应全面树立监督的意识,进一步强化对监督法院工作的认识,以积极主动的、认真负责的姿态投入到监督实践中去。一是应深入领会宪法和相关监督法律关于人大对法院监督相关内容的内涵精髓,把握好法定原则和程序;二是充分认识到人大对法院行使监督权是一种集体行使职权的行为,只有通过集体行使职权,才能避免出现偏差,防止在监督过程中出现纰漏,提高监督权的权威;三是充分认识在监督中尊重法院独立审判的重要意义。人大对法院工作的进行监督,应充分尊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不能直接干涉法院审理的具体案件,更不能代替法院行使审判权,而是应采取听汇报、调查、询问和质询等间接措施。如经调查认为是错案确需纠正的,应当由法院、检察院按照法定程序处理。

2.要深化法院及法官的认识。法院作为被监督者,应进一步强化接受人大监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监督中不断提升工作水平。首先,要不断提高对人大监督法院的思想认识,充分认识到人大的监督就是对法院工作的支持,严格按照《监督法》的要求,自觉地向人大报告工作,积极配合好人大开展具体的监督活动,及时、全面、准确的提供相关材料。对于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有针对性的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及时向人大常委会汇报,听取人大常委会意见。其次,法院要主动把各项工作置于人大的监督之下,对于重大工作部署及社会影响强烈的事项,要主动依法向人大汇报,争取人大的支持,从而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以此提升司法能力和公正司法水平。

3.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人民群众对人大监督法院的认识。我们知道,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包括监督权在内的国家权力。但是由于我们经历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人治、德治、专制的思想尚在人民群众中萦绕延绵,因此培养社会对法律信仰、全面树立和增强对人大监督法院的意识至关重要。首先要加强宣传人大监督制度,采取多种有效可行的形式,广泛宣传人大监督的性质、作用和意义,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人大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要大力宣传人大对法院进行监督的形式,让社会各界了解和认同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从而提高监督的公信力,增强监督效果。再次要及时宣传人大对法院监督的动态及事例,为监督活动的开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二)明确职能,进一步理顺监督关系

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人大是权力机关。人大对法院监督工作要顺利开展,前提是如何正确处理好人大和党委及有关国家机关的关系。党委与人大、法院的关系是划定党的监督与人大监督职能分工的基础和依据。

首先,党与人大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人大是党合法执政的重要形式和基础。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即宪法和法律,从而实现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另一方面,在依法治国方略下,一切政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各级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需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不可超越法律的权限。其次,党与法院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人民法院开展各项工作都应当置于党的领导下,这是由党的执政地位和法院作为司法机关的性质所决定的。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3]党对法院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党通过强有力的领导确保人民法院自觉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人民利益,在审判中坚决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积极践行司法为民理念,健全法院内部的党组织,保证法院系统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和廉洁性。对于这些事项,党不仅具有绝对的领导权,而且具有最终的监督权。

而人大与党在对法院的监督上是有分工的。人大监督对象是法院整体工作、法官任免与法院实施法律情况。党的领导与监督重在法院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情况,对审判是否服务民生、保护弱势群体、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社会效果等问题属于党开展监督范畴。另外,党与人大均有权对法院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党侧重于“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廉洁性,监督的客体是“党性”,人大侧重于对“法官”职业道德、法官审判作风、审判能力进行监督,监督的客体是“法官职业品性”。

理顺了党委与人大、法院的关系后,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监督工作机制。首先,地方党委要重视现实中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明确党政分工,实践中党委就重大问题形成的决策,需要“一府两院”组织实施的,应通过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作出决议或决定,将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和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从而把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实现党委决策的贯彻执行。其次,党委要在政治、组织、和重大决策上加强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尊重和支持人大依法行使监督权,及时帮助人大解决在开展监督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树立人大监督权威。在进一步优化人大常委会人员结构方面,党委要充分考虑从事监督工作的专业性,配备经验丰富、熟悉业务的人员充实到其中。再次,党委除了自身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外,还要重视运用党委的领导地位,协调好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督促“一府两院”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树立人大的威信,使人大真正成为地方党委执掌地方国家权力的重要场所,这样才能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人大对法院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调整对象,进一步改进监督方式

完善人大对法院的监督要对当前的监督对象进行一定的调整,应坚持直接监督与间接监督相结合,按照党委、人大、司法机关职权分工的原则,将对法院落实党所提倡的司法理念、所制定的司法政策的情况等党领导范围内的事项的监督交由党委监督,将对具体案件的直接监督逐步转为通过上级审判机关和检察院机关依法启动监督程序开展间接监督,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位人大对法院监督的监督对象,进一步改进监督方式,规范监督权的行使。

1.以司法解释、审判指导规范为切入点,加强法律实施情况监督。法律实施监督难在没有着力点。听取报告的方式难以使监督走向深入,尽管监督法规定了执法检查程序,由于没有明确执法检查的内容、方式和具体程序,实践中执法检查还没有成为一种有力的监督方式。笔者认为,加强法律实施监督应找准监督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便是对法院发布的与法律实施有关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这些规范性文件,在最高法院主要是司法解释,在地方各级法院主要是指审判工作规范、上级法院出台的审判指导文件、在辖区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议、批示、指导性案例等。司法解释在全国范围内参照适用,对于法律实施影响巨大,地方法院出台的各类规范性文件、指导性案例,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进行业务指导的载体,在其辖区范围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这些规范性文件均涉及到法律适用问题,因此是法院贯彻实施法律情况的重要体现,应该成为人大监督的对象。此外,除最高人民法院落实《监督法》所规定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外,地方各级人大常委可以建立相关的制度,规定法院出台的审判工作制度、指导性意见、指导性案例等要在发布后一定期限内报其人大常委会备案。[4]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部门应设专门人员对这些规范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违反有关法律的,通过一定程序提交人大常委会进一步审查,人大常委会认为确有问题的,有权予以撤销。

2.以处理涉法涉诉信访、维护稳定为契机,改善和加强对人民法院的工作监督。当前人大采取批转信访案件,要求法院作答复的做法过于粗糙,工作方式太过单一,既不利于及时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发现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人大需以处理涉法涉诉信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契机,在信访工作不断探询监督的新途径。在处理信访案件时,要区别两种情况。首先,属于反映具体案件中法律适用、司法程序等案件质量问题的,人大视案件的司法处理阶段做出不同处理。如果案件在上诉期内、二审期间,不可简单地批转给法院或发出督办的“指令”,因为这种做法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且滋长了滥访之风,而应该向当事人释明,告知其依法提起上诉或等待二审法院审理结果。如果案件已经审理完毕,应根据具体情况通过一定程序督促检察院依法启动抗诉程序。其次,属于审判作风、法官职业纪律问题的,人大应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依据监督法第九条的规定,将反映出来的问题作为专项工作报告的议题,听取、审议法院的专项报告。如果问题仅涉及到个别法官,人大应启动法官考核和罢免程序。

3.以提高法官队伍,提升司法能力为目的,加强法官任免监督。当前人大对法官的任免监督乏力。首先,由于法官管理体制类同于公务员,法院工作人员的招录主要由政府人事部门负责,实践中人大对法官“入口”环节缺乏监督。其次,助理审判员任命主要在法院内部进行,即便在助理审判员提为审判员的环节,人大常委会的任命权也往往是一种虚设。再次,法官任职期间,人大对法官业务能力、审判作风也缺少必要的日常监督。针对这一现状,人大常委会作为法官的任免机关,应以提高法官队伍整体司法能力为出发点,健全法官任免制度,通过加强监督,全面提升法官素质。第一,重视对政府人事工作的监督,保证法院招录人员的专业化、精英化。第二,在审判员任命环节,人大要畅通信息渠道,充分利用当事人、律师以及检察院和法院内部的监督机制,全面掌握法官工作情况,严格把关,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坚决不予任命。第三,完善法官罢免工作机制,做好撤职案的审议工作,对于各方普遍反映其司法能力低、审判作风差的法官进行考察,确有问题的及时纠正,严重的要启动法官罢免程序,将其清理出法官队伍,从而保证司法队伍的纯洁性。

4.探索完善人大质询程序,推进监督方式转变。《监督法》第六章明确规定了人大启动质询的程序。与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专项报告等监督方式相比,质询案可以针对法院在审判、执行、队伍建设等工作中的某一具体问题提出,因此具有具体性、针对性的特点。同时,与以往的“个案监督”方式相比,质询程序是监督法明确规定的监督方式,具有法定性,而且符合集体监督的原则,可以有效避免旧有监督方式的任意性和个人性。可见,质询监督是人大监督方式的一个重要转变方向,可以弥补其它监督方式的不足。然而自监督法实施以来,该种监督方式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优势,实践中地方各级人大很少启动质询程序。笔者认为,针对当前监督法规定过于简单的现状,宜进一步细化法律规定,首先要明确哪些事项可以启动质询程序,其次要规范工作程序,进一步明确质询案的提交期限、受质询机关的答复时限,再次,监督法没有规定对第二次答复仍不满意的法律后果,对此应加以明确,规定一个最终的处理程序,从而避免监督停留于形式。

(四)健全机制,进一步实现监督规范化

任何民主法治政治都必须有完备的体制来保证其目标的实现。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实施监督权的过程中,必须通过不断完善体制,做到制度化、规范化。目前法律对一些具体司法监督制度作出了某些规定,但总的来讲还不规范,过于原则,执行起来也比较困难。近几年,虽然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针对司法监督也制订了不少的工作条例和办法,但这些地方性法规在适用范围、适用对象乃至内容规定方面都不尽一致,影响了国家法律监督的规范性。鉴于人大司法监督涉及到国家的整个领导体制,单靠地方立法是难以解决的。因此,要在法律上进一步对监督方式和程序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细化操作程序,明确违反法律应承担的责任,以确保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事项从启动至结束都纳入法律程序之中。要通过全方位的健全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制度,充分运用制度来监督人和事,增强人大监督法院工作的权威性,保证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深入有序有效地进行。同时,应注重建立和完善以下几项制度并把多种监督形式结合起来。一是开展执法检查制度。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强化宏观监督,每年都应把执法检查作为年度工作的重要内容。二是要督促司法机关建立健全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要依靠法律和制度来规范干警的执法行为。三是述职评议制度。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对司法机关主要负责人任期内的执法、施政、廉政建设情况进行述职评议。四是代表评议制度。组织人大代表对公、检、法进行评议,特别是对司法机关执法方面的突出问题和行业作风上存在的问题进行评议。五是信访监督制度。要从人民群众申诉、控告、信访中,发现和掌握重要信访案件,加强对司法机关的个案监督。六是工作汇报制度。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听取法院专项工作情况和有关重大案件办理情况的汇报。通过健全法律和建立完善各项制度,人大不仅可以有效地增强对法院的监督力度,较好地巩固和发展对法院的监督效果,而且可以进一步延伸和深化人大对法院的监督。



[1]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审判前沿问题研究——最高人民法院重点调研课题报告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87页。

[2]梁旭红:《人大监督司法之应然状态》,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5期。

[3]中共中央政法委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长安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4]黄银萍:《嬗变:在监督中发生——巢湖市居巢区人大常委会监督法院工作纪实》,载《中国人大》200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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