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摘报

宁波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意见摘报(第四期)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2020-10-29 作者: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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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审议关于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

27日上午,分组审议关于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

郑雅楠委员说,社会矛盾纠纷通过调解的方式进行解决,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上世纪50年代的枫桥经验也是这样,矛盾不出村、不出镇。现在通过社会矛盾调解中心的载体化解社会矛盾,也可以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特别是法院判后上访多的矛盾。宁波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批示肯定。通过矛调中心这样的载体,可以引导社会矛盾通过调解的方式进行解决。提两点建议:一是加强“最多跑一地”和矛调中心的宣传,提升群众知晓率,让更多老百姓知道有这样的途径和场所。二是要处理好县级矛盾调处中心实体化运作和基层调解品牌的关系,开展品牌化运作。将好的调解室纳入到调解中心范畴,更好地把分散的调解室通过中心整合起来。总而言之,就是要让更多人知晓,让更多有能力化解矛盾的人参与到中心进行调解,让更多有这样资源的人在中心里面发挥力量。

赵永清委员说,我觉得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中可以多吸收一些操守好、专业能力比较强的律师参与,尤其是在乡镇这一级。现在整个宁波的律师行业比较发达,可以充分地借智借力,通过他们的解惑答疑,为乡村老百姓做一些服务,这样可以更好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韩利诚委员说,现在很多乡镇会出台方方面面的文件、规定,包括区县(市)制定的文件,这些文件是否合法合理合规,应该成为矛盾调处中心梳理的一个重点。目前很多上访事件,就是因为区县(市)制定的文件和市里的规定不一致,发生问题后又不能轻易修改,就形成了矛盾。建议我们在出台相关规定、政策的时候,要有综合治理的意识,这样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的产生和防止矛盾的激化。

范云(市人大法制委委员)说,因为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近几年社会矛盾比较多,所以做好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特别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意义重大。提三点意见:一是报告第二页提到去年全市有99.25%的矛盾纠纷得以化解,我认为数字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因为,从实际来讲,不是说所有的纠纷都能够得到调解。我们做律师接触群众比较多,对这方面感受很深。二是调解是很辛苦的工作,基层有一大批调解员,应该要有经费保障。律师参与法院和基层的公益调解、法律援助,虽是义务劳动,也希望给予补贴。三是增加专职调解员的志愿者队伍,而且最好能够请刚退休的公检法司人员包括懂法律的人士作为专职调解员。因为有一些调解除了法律规定,还要从情理、伦理、道德上调解,相对来讲年纪大的人经验比较丰富,对复杂案子的调解、使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吴杰(市人大财经委委员)说,造成矛盾纠纷的原因很多,有些尽管通过司法途径等已有结论,但矛盾根源并未得到完全根除。要真正解决矛盾纠纷,最主要的是从根源上减少矛盾的发生。为此提两点建议:一是建立一个大平台对矛盾纠纷进行公开集中,但处理方式要注重分散分化。二是要结合现有的组织机构,统筹考虑新形势下的矛盾纠纷化解新方式,切实提高工作实效。

吴宗良(市人大财经委委员)说,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改革工作很重要。但当前还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受场地受限,窗口数量少,无法满足纠纷调处化解需求。二是调处力量不足,尤其是街道等基层力量不足,“传帮带”工作欠缺,导致很多矛盾没能解决在萌芽状态。因此,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专职调解的队伍建设,加强人员培训,提升专业能力。二是积极推动远程调解,探索“线上+线下”模式。三是整合调解资源,提高调解实效。

钱荣麓(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委员)说,提三点意见:一是现在矛调中心要求法院、检察院也要参与其中,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多让法律工作者、律师等参与到一线,提供咨询服务,不要把检察院、法院的检察官、法官推到第一线。如果当事人接受了检察官或者法官的意见,日后的判决结果同当初给出意见不一致,就很容易引起矛盾。根据数据的统计和分析,我们发现现在矛调中心处理的大部分都是法律问题,同设立的初衷不一样,所以要对矛调中心数据进行分析,对岗位、人员和诉求内容要加强调整。二是数据整合问题。我个人觉得跨部门之间数据整合难度很大,更何况有些数据还是需要保密的。比如,“微法院”和12309平台中很多涉及案件证据的数据,只有相关当事人才能查阅,全部整合到矛调中心的数据平台不切实际。三是关于信访代办的问题。矛调中心处理的问题很多都是村里调解失败了的,所以才来上访,这种情况你要村里去代办,这根本不现实的,下步还是要在提高信访答复的质量上下功夫。矛调中心的建立并不是为了建立而建立,要真正地解决问题,真正让老百姓跑到一个地方之后能够解决问题,这才是我们成立矛调中心的初衷。

应建华(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员)说,提两点建议:一是要维护好法律的权威性,矛盾调处应以讲法为先,涉及到老百姓家长里短的矛盾纠纷,可以情和理为主,但还是要以法为基础,并到矛盾发生地去解决。有些诉讼类案件,包括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等,矛调中心应当主动去介入,以法律为准则,不能和稀泥。二是处置方法不要“一刀切”,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比如,有的案子涉及到对方为外地当事人,法律关系及争议焦点都需要法院开庭后才可以判断裁决,当事人往往因为诉讼策略和保全对方财产,而暂时不同意先行调解。因此,具体事情还要分别界定对待,而且各部门要根据自身职责制定相应的制度,便于这项改革真正落地见效。

陶琳(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司法工委副主任)说,从报告里各类数据上看,信访总量在下降,说明矛调中心作用初显。调研中发现三级矛调中心硬件建设基本完成,内部运行尚处于磨合阶段,提三点建议:一是加快立法进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需要法治思维,立法先行。下步要从立法层面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对整个基层社会治理作出系统性和制度性安排。二是优化调处体系。现阶段矛调中心关键在资源整合,形成合力。如何高效发挥联动作用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包括要解决基层反映比较多的多线并行考评问题。矛调中心要围着问题跑,不能因为考核牵扯太多精力。三是强化队伍保障。调解质量更多取决于调解员的水平。调解队伍要发挥最大作用,必须在调解上下功夫,发挥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作用;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形式让律师参与矛调工作;加强专兼职调解员的培育,特别是要发挥退休政法干部的作用。

周成钢(市人大常委会民宗侨外工委委员)说,从市人大常委会机关部分信访件内容分析情况来看,有不少是基层小矛盾没及时调解和处理好引发的持续信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改革,很有必要,也很有成效,提几点建议:一是加大宣传力度,电视台的“1818黄金眼”“老娘舅”调解品牌效果很好,建议区县(市)、乡镇街道要打造各地调解品牌,加强宣传,方便群众就近调处矛盾。二是注重调解时效性,运作机制要强化响应及时性,提高群众获得感。三是加大数据分析应用,要利用政法委社会治理中心的大数据分析运用,拓展调解员培训、案例分析、风险预警政策实施反馈等应用场景。四是人大代表督事制度和矛调中心运作应相结合,要研究代表督事和矛调中心运作的结合,既发挥好代表联系群众、反映助推问题解决作用,又充分运用好矛调中心归总协调的中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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